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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头巾”一词在《水浒传》（120回本，下同）中出现至少3次。普通读者大多把它看作普通词汇，未驻足深思。其实，这个看似不起眼的词汇蕴涵着《水浒传》一种非常重要的思想倾向——“抑文重武”，也是这本古典文学名著重要价值的一个体现。
且看《水浒传》提到“大头巾”一词的情形：第一次出现在第32回，矮脚虎王英要对掳掠上清风山的刘高妻用强，宋江听说她是其好兄弟花荣的上司夫人便出面拦阻，王英不满道：“哥哥听禀。王英自来没个押寨夫人做伴，况兼如今世上都是那大头巾弄得歹了。哥哥管他则甚！胡乱容小弟这些个。”第二次是在第34回，锦毛虎燕顺劝兵败被俘的青州兵马统制霹雳火秦明留在山寨：“权就此间落草，论秤分金银，整套穿衣服，不强似受那大头巾的气？”第三次是在第71回，众英雄排座次之后，“有篇言语，单道梁山泊的好处”，其中提到：“最恼的是大头巾，幸喜得先杀却白衣秀士，洗尽酸悭。”很显然，此三处提及的“大头巾”都是负面词：第一个泛指刘高等当权者；第二个既可理解成特指秦明的顶头上司青州知府慕容彦达，也可泛指州府所有文人官僚；第三个则指白衣秀士王伦一般心胸狭小、不讲义气的酸腐书生。值得高度重视的是，作者直接用“最恼的”作定语，可见其情绪之激烈、倾向之明确。此外，第90回写梁山军征辽班师回京经过双林镇时，燕青偶遇故友贯忠，贯忠劝燕青早日“寻个退步”：“今奸邪当道，妒贤嫉能，如鬼如蜮的，都是峨冠博带；中良正直的，尽被牢笼陷害。”其中之“峨冠博带”与“大头巾”意思相近，常代称文人官僚。
北宋画家苏汉臣作《货郎图》中戴头巾的货郎，其额头所包的红色布条叫抹巾。
为什么《水浒传》作者对“大头巾”——文人官僚、酸腐书生那么痛恨？我们不妨探究“大头巾”一词源流，再考察小说所描绘的现实，或许能找到答案。
“大头巾”由来已久。先秦时期已常见，是华夏最早头饰形制之一。《仪礼·士冠礼》载：“缁纚，广终幅，长六尺。”汉代学者郑玄注：“纚，今之帻梁也。一幅长六尺，足以韬发而结之矣。”说明上古头巾以整幅黑（缁）布制成，其核心功能为束发固发，是时人行冠礼必备器物。彼时头巾无尊卑褒贬属性，仅为实用服饰，上至贵族士人、下至平民百姓，皆可佩戴。秦汉时期，头巾一度成为区分阶层的服饰符号：“黔首”代指天下百姓，因平民皆着黑色头巾而得名；贵族、士大夫则戴冠。魏晋南北朝时期，头巾除实用外，更成为名士风度象征，幅巾、纶巾、角巾等宽大头巾盛行于世，士人以宽松洒脱的头巾彰显超然物外、淡泊功名的气节。南朝殷芸著《小说》云：“武侯与宣王治兵，将战，宣王戎服莅事；使人密觇武侯，乃乘素舆，葛巾，持白羽扇，指麾三军，众军皆随其进止。宣王闻而叹曰：‘可谓名士矣！’”“大头巾”一词正式出现在隋朝，唐代李厚选编的《南北史续世说》一书载：“宇文述遇天寒，云定兴谓曰：‘入内宿卫，必当耳冷。’述曰：‘然。’乃制大头巾令深柏耳。人皆学之，名为许公柏势。”说明当时流行的“大头巾”是挡冷护耳工具，也没有身份标志属性。唐宋是头巾分化的关键时期：唐代前期，幞头（一种包头的软巾）是上下通用、便于劳作的首服；唐中后期，幞头的样式开始有了等级区分，如皇帝用硬脚、臣下用软脚，但界限尚未完全固化。唐代封演著《封氏闻见记》载：延陵令李封惩罚有罪吏员时“不加杖罚，但令裹碧头巾以辱之”，说明唐代在某些地区（如吴地）已视绿头巾为耻辱标记。宋代是头巾身份属性转变的关键阶段：宋太祖赵匡胤确定的“重文抑武”国策贯彻两宋始终，文官地位空前提升，士大夫阶层专属的宽大规整、样式统一的头巾成为官场标配；宋代文人又极度推崇衣冠礼制，以宽大头巾彰显儒雅身份与朝堂地位，头巾彻底与文官群体深度绑定。与此同时，宋代文官空谈义理、疏于实务、对外软弱、对内严苛的风气日益凸显，民间对身居高位、坐拥功名却误国害民的文官愈发不满，原本象征儒雅身份的宽大头巾，逐渐被民间赋予负面隐喻，从身份符号转化为阶层符号。特别是两宋积弱、屡遭外族欺凌，文官主导的朝廷一味求和纳币、苟且偷安，武将浴血卫国却屡遭打压冤杀，民间怨气不断累积，到宋末元初，“大头巾”已成一个贬义俚语。与此同时，宋代科举发达，读书人骤增，国家赋予读书人种种权利：一旦解试合格，成为秀才、举人、进士、官户，国家直接免除徭役、赋税，连刑责都有所减免，拥有政治、经济、法律特权，完全脱离农耕、手工业等体力生产。老百姓对他们既敬畏、羡慕、模仿又妒恨，对其中一些只会空谈、一身酸腐气或人品低劣者更为讨厌甚至仇视，于是，这类“大头巾”也成为底层百姓口中的“不良人”。元明时期延续了这两种词义，完成了服饰符号到社会批判符号的蜕变。譬如，位列明朝“开国文臣之首”的宋濂在《桃花涧修禊诗序》中云：“今之儒者，峨大巾，褒博衣，终日坐谈，仰食于民，田里鄙之。”再如，明代哲学家李贽称：“唯举世颠倒，故使豪杰抱不平之恨，英雄怀罔。措之戚，直驱之使为盗也。余方以为痛恨，而大头巾乃以为戏。”又云：“予方以为惭愧，而大头巾乃以为讥，天下何时太平乎？”（均见《李氏焚书》卷之四）这些“大头巾”均指文人官僚或酸腐书生。
元赵孟頫绘《苏东坡小像》（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图中人物所戴头巾即著名的“东坡巾”。
《水浒传》中揭露了一大批文人官僚的丑恶嘴脸。他们有的标明了文官身份，譬如，清风寨正知寨刘高，小李广花荣称之为“穷酸饿醋”，“这厮又是文官，又没本事，自从到任，把此乡间些少上户诈骗，乱行法度，无所不为。小弟是个武官副知寨，每每被这厮呕气，恨不得杀了这滥污贼禽兽！”花荣还抱怨宋江救了刘高妻：“兄长却如何救了这厮的妇人？打紧这婆娘极不贤，只要调拨他丈夫行不仁的事，残害良民，贪图贿赂。正好叫那贱人受些玷辱。”后来，正是由于刘高妻的“调拨”和刘高的蛮横，将宋江当作清风山“贼头”抓住并严刑拷打，逼得救人心切的花荣不得不“反将出去”；最终，刘高被花荣一刀剜心、其妻被燕顺砍为两段。又如，无为军闲通判黄文炳，“这人虽读经书，却是阿谀谄佞之徒，心地褊窄，只要嫉贤妒能，胜如己者害之，不如己者弄之，专在乡里害人，心里只想害人，惯行歹事，无为军都叫他做‘黄蜂刺’。”宋江在江州酒楼醉题“反诗”，就是被黄文炳告发、构陷入狱，差点被砍了脑袋。当然，黄文炳也没有好下场：被黑旋风李逵凌迟处死，心肝“给众头领做醒酒汤”。还有一批没有点明文官身份但其所任职务是实实在在的文职者，如梁中书、蔡德章、高廉等，他们的罪恶更罄竹难书。譬如，北京大名府留守梁中书是当朝大师蔡京女婿，不仅连续两年分别搜刮十万贯（按“粮食购买力”估算相当于现在人民币5000万元以上）金珠宝贝给蔡京过生日；还收受李固等人贿赂，下毒手迫害玉麒麟卢俊义，招致梁山军攻破大名府，救走卢俊义的同时，使“城中百姓损伤将及一半”。当然，小说批判矛头所指最核心的还是朝中四大奸臣：高俅、童贯、蔡京、杨戬。他们把持朝政，结党营私、卖官鬻爵，将大宋朝堂变成牟利弄权的私器。蔡京身为当朝太师、文坛领袖，身负士林名望，却毫无家国担当，常年搜刮民脂民膏，纵容亲信鱼肉百姓，为一己私利败坏朝纲；高俅凭借阿谀奉承上位，无才无德，却手握禁军大权，公报私怨，构陷忠良，逼走王进、逼反林冲。这些叙事，不仅让后世不少人将《水浒传》的主题看作是“官逼民反”，还使“大头巾即坏官”观念不断扩散固化。由此可见，《水浒传》“抑文”倾向非常明确。
与“抑文”相反的是，《水浒传》具有鲜明的“崇武”意识。这表现在几个方面：一、同情武官。对他们不愿受文官的气给予肯定。第34回秦明劝说镇三山黄信落草时说：“你又无老小，何不听我言语，也去山寨入伙，免受那文官的气！”估计黄信平日里确实也受过不少文官的气，便跟着秦明打开城门迎接义军。第110回，正旦节时，宋江、卢俊义随班朝贺，但“不得上殿”，“自天明直至午牌，方始得沾谢恩御酒”，导致宋江回营后闷闷不乐，李逵见了大吼：“哥哥好没寻思！当初在梁山泊里，不受一个的气。却今日也要招安，明日也要招安，讨得招安了，却惹烦恼！放着兄弟们都在这里，再上梁山泊去，却不快活！”李逵这话虽招致宋江严厉喝斥，但无疑说出了众人心声。二、赞颂武官。充分表扬他们遇到文官迫害时奋起反抗的精神。最典型的是林冲，面对高衙内反复纠缠、调戏其妻，以及高俅出手害他，他先是一忍再忍，最终忍无可忍，在山神庙将追杀他的高俅亲信陆谦、富安等人宰了。从此，林冲彻底走上造反之路。还有秦明，虽然是宋江、燕顺等人用反间计使慕容知府上了当，但慕容知府不辨真假便杀了秦明妻子，并不听解释一口咬定他是“叛贼”，“弩箭雨点般射将下来”，使秦明不反也得反了。林冲、秦明都是有大本事的，上梁山后与关胜、呼延灼、董平并称“五虎将”，为梁山事业及招安后征辽、征方腊作出了巨大贡献，是顶天立地、威名赫赫的英雄汉。不过，对武官赞颂最强烈的是叙写108条好汉为国浴血奋战：接受招安后，正值辽国大军进犯边境，梁山军奉旨出征，先后打了五大战役，连克檀州、蓟州、霸州、幽州，全歼辽国精锐，兵临燕京城下，迫使辽国郎主（皇帝）上表请罪，称愿“年年进牛马，岁岁献珠珍，再不敢侵犯中国”。历史上，燕云十六州自后晋石敬塘割让给契丹后一直没能回到汉人手中，宋太宗曾两次北伐欲收回却都大败而归；到真宗时，辽宋签订“澶渊之盟”，宋朝正式承认辽对燕云地区的统治。可以说，燕云十六州一直是宋朝人心里最深的痛。《水浒传》所写的梁山军征辽大胜，纯属虚构，只不过是作者和广大人民民族情绪的强烈宣泄罢了。这也表达出作者对爱国武人强烈的爱！而当小说写奸臣把持的朝廷将梁山英雄们艰苦卓绝打回来的国土又如数交还辽人时，又表达出作者对“大头巾”多么强烈的恨！三、为英雄喊冤。梁山军征辽大捷，立下盖世奇功，但在蔡京等拨弄下，昏庸皇帝竟默许不给予应有嘉奖与礼遇；不仅如此，当权者还对梁山军心存猜忌、百般打压，将忠义之师视作隐患，连都城都不让他们进。梁山将士进退维谷，最终被迫自请南下征讨方腊，陷入残酷杀戮绝境——此次出征梁山好汉阵亡59人，另有10人病逝；班师回京受封的只有27人。即使是这区区27人能善终的也没几个：阮小七被追夺官诰赶回乡下，卢俊义、宋江被奸臣阴毒手段害死，李逵被濒死的宋江鸩杀，吴用、花荣在宋江墓前上吊身亡……面对好汉们悲惨下场，小说结尾诗一片悲愤：“煞曜罡星今已矣，谗臣贼子尚依然！”“千古蓼洼埋玉处，落花啼鸟总关愁！”《水浒传》这一完整叙事链条，精准复刻了宋代武将如岳飞、狄青尽忠卫国却被枉杀、冤死的历史悲剧，深刻揭露了文官集团嫉贤妒功、误国误民的本质，将宋元民间积压百年的民族屈辱与对“大头巾”的愤懑，完成了极致的文学表达。由此，也达成了对宋朝“重文抑武”国策的强烈批判。
南唐顾闳中绘《韩熙载夜宴图》（局部。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图中男人所戴高冠名叫“韩君轻格”，是当时江南士人所爱。
值得注意的是，《水浒传》对“大头巾”群体并非一刀切式的全盘否定——文官中也有好人。譬如，宿太尉是朝堂文官中较为正面的形象。他身居高位、深谙官场规则，虽不免沾染官场习气，对梁山馈送的钱财来者不拒，却心怀仁善、明辨是非，不似其他权臣那般阴狠毒辣、嫉贤妒能。在梁山好汉数次遭遇朝堂构陷、身陷绝境之时，他挺身而出，居中斡旋、仗义解围，多次保全梁山众人。他积极推动朝廷招安，认可梁山“替天行道”的忠义初心，是朝堂之中少数能够公正看待草莽义士、摒弃阶层偏见的高官，成为黑暗朝堂中的一抹亮色。地方州县也有一些廉洁自守、勤政爱民的文官。其中最为典范的是张叔夜：他正直忠义、勤政爱民，不义之财分毫不取，既有文人的仁厚格局，又有务实担当的家国情怀，不偏见、不狭隘，能客观认知梁山好汉的忠义本心与报国之志，摒弃阶层偏见，尊重武人的勇武与担当。与蔡京、高俅等奸佞权臣形成巨大反差，较完美地诠释了良臣的风骨与担当。这一形象的塑造，并没有弱化小说“抑文重武”的核心立场，而是贴合宋代真实的社会图景——两宋虽然经常奸佞当道、文官误国，却也涌现出包拯、范仲淹、欧阳修、韩琦等一众清廉正直、心怀社稷的士大夫；就连张叔夜也史有其人：他虽是平定宋江起义的主将，但也是清正州官，最后在靖康之变时壮烈殉国。这种写作方式让小说的社会批判更具客观性与真实性，也让全书悲壮苍凉的悲剧氛围渗入一丝人性温度，避免了极端化的片面叙事。
我认为股票股权质押，正是这种以“抑文重武”为核心叙事又兼具多元辩证的书写，使《水浒传》彰显出高超的现实主义创作水准。这在中国乃至世界文学史上都具开创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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